2月9日是正月初五，生活在浙江紹興柯橋區的四川人郝小勇沒有回老家，他不停地刷“快手”、約人一起拍段子，做著一夜暴富的“網紅”夢。不幸的是，就在這一天，郝小勇因為在拍攝“跳河”短視頻時頭部受傷，經搶救無效死亡。（澎湃新聞3月19日）

　　用“表演不規范，親人兩行淚”來形容這樣一起“網紅”悲劇，或許顯得輕佻。然而，它殘酷地揭示了直播行業魚龍混雜的另一面。過去，在談到直播行業亂象時，其內容低俗、暴力的一面多被放大。其實，內容失范問題一體兩面，從業者的權益和安全問題同樣需要得到正視。

　　前不久，“工廠招工越來越難，年輕人寧愿送外賣也不愿進廠”的話題很熱。而在不愿意進工廠的年輕人中，就有一些選擇了直播行業。直播已不再是小眾的亞文化現象，而的確成了一部分人的就業選擇。如某平臺據稱注冊用戶達7億，而月活躍用戶就達2億，即使這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職業“玩家”，也不是一個小群體。從目前直播行業的規模和社會的發展趨勢看，直播的職業化發展方向已越來越清晰。

　　問題在于，直播行業的職業規范和權益保障，仍顯得非常孱弱，以至于該行業的熱度和從業者人數已經無法讓人忽視，卻在整體上表現出顯著的“江湖”色彩。近幾年，網絡直播鬧出人命的悲劇已發生多起。如就在上個月，有媒體報道，大連一男子連續3個月直播自己飲酒，最后不幸身亡。這些行為雖然完全是自發的，但也與平臺“流量為王”的利益分成機制有關。“搏命”式表演一再出現，足見主播職業規范仍存在著很大缺失。這也是目前直播行業承擔一定污名的重要原因。

　　《網絡表演經營活動管理辦法》規定，網絡表演不得含有表演方式恐怖、殘忍、暴力、低俗，摧殘表演者身心健康的內容。但這更多是為了保障內容的“健康”。“網紅”及大量一般性的職業主播，他們到底需要怎樣的權益保護，目前并無明確規范。除了鬧出人命這類極端悲劇，像最近某直播平臺宣布破產而引發主播討薪，都說明作為一個職業化的行業，直播業尚未形成成熟的職業規范、從業者權益保障機制。

　　自律不足，一直被視為直播業亂象迭生的一個重要原因。但必須看到，自律意識的孕育，并不是無條件的。如果“游離態”的主播占了絕大多數，缺乏必要的職業歸屬感，談自律和職業操守無疑過于奢侈。

　　當然，這并不是說要把所有主播都按照傳統企業模式進行體制化的“收編”，但是否可以借鑒類似浙江橫店群眾演員公會這種組織化管理，對網紅的職業規范和行為邊界作出一定規范和引導？這既有利于保障主播個人權益，也促進自律，讓行業早日擺脫“魚龍混雜”“不務正業”的污名。

　　網絡直播發展到“下半場”，從資本、企業主體，再到一般從業者，都有更大的動力追求行業規范發展。目前，行業還有太多的灰色地帶需要厘清，包括市場機制、利益分成模式、職業規范及權益保障、自律建設，等等，都需要進一步完善、創新和探索。平臺應該有針對性地提升合規發展的水平，監管層面也可以有更積極的引導措施。無論如何，走向職業化的網絡直播行業，不應該再讓人“拼命”博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