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魔術師》編劇：好編劇要講好自己的故事

　　香港編劇劉浩良表示，他平時經常考慮如何把香港的故事講給北京聽；由于他也在北京住，因此他也會考慮如何把北京的故事講給廣東聽。他認為這兩個問題就是很難的問題，更別說把中國故事講給世界聽了。劉浩良認為，其實在講故事的時候，并不是先考慮故事講給誰聽，而是要首先做到自己把故事講清楚，講得好。如果做到這一點，世界將主動了解你，印度電影《三傻大鬧寶萊塢》就是最好的一個例子。

　　劉浩良稱，在他入行前，香港電影曾風靡世界，當時成龍很紅，全世界都愛看李小龍。他認為，那個時代的香港并不特別，也沒有刻意要把這些電影拍給世界去看。因此，如果每個人都能講自己的故事講好，就做到講好中國的故事了。

　　《泰囧》編劇：希望能用類型片講述自己的故事

　　《泰囧》編劇束煥表示，目前中國人所理解的“中國故事”與外國人所理解的“中國故事”有偏差。他希望中國電影可以學習韓國，努力用類型片講述自己的故事。

　　束煥介紹了自己近期的經歷：有個好萊塢公司與他接洽，希望聽他講幾個他想講的故事。于是束煥就準備了幾個自己所理解的中國故事，結果對方希望他可以提供例如《鬼吹燈》一類的“奇幻故事”。束煥思考，這是不是外國人希望看到的中國故事。那外國人寫的中國故事又是什么樣呢？有個外國人寫了一個《中國版的加勒比海盜》，由于這個外國人對中國做了很多研究，因此把主場景定在了成都。這個故事是講大魔王用一顆珍珠征服世界的故事。束煥認為，中國的文化里面沒有使用一個道具來征服世界的概念，而“魔戒”只出現在西方文化里。

　　現在的好萊塢，越來越多的使用中國元素，束煥認為，這表明中國的確是越來越重要，越來越強大了。在最近剛剛上映的《地心引力》中，最后是中國的天宮一號救了兩位宇航員。但是，這并不是中國故事，而只是中國元素，好萊塢此舉只是為了讓中國人買單。

　　束煥稱，有人告訴他，中國內地每年會花錢看十部國產影片的鐵桿影迷有1000萬，他們創造了3億元的票房。馮小剛拍的電影，基本可以吸引1000萬觀眾，即獲得3億元的票房；如果他拍的稍微好點，可以吸引2000萬觀眾，即6億元的票房。他認為這個數字很鼓舞人心。束煥表示，十幾年前，韓國電影還很生澀，但是近年來，韓國電影堅定不移的用類型片講述韓國故事，他認為這也是中國電影要走的道路。

　　束煥最后表示，編劇只要抓住“我是誰”和“愛能改變一切”這兩個核心，就能寫出好故事。

　　香港編劇家協會副會長:講好中國故事需要了解中國文化

　　香港編劇家協會會長、編劇林超榮表示，現在西方已經開始在其電影作品中加入中國元素，因此中國電影需要加快腳步，將中國文化與美國文化比較好的結合起來，讓外國人真正了解中國電影。

　　林超榮認為，一般來說，東方人講西方的世界大家比較容易理解，但是西方世界比較難理解東方人的故事。林超榮以朱自清的《背影》為例解釋了這個觀點。對于《背影》這個故事，東方人覺得很感動，表達了中國人的父子關系，即父親為孩子奉獻很多；而西方人由于父子關系與東方不同，所以這個故事無法感動外國人。

　　去年，莫言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莫言講的就是中國故事，他自己也表示，要感謝那些把他作品翻譯成世界很多語言的翻譯家們，莫言說：“沒有他們創造性的勞動，文學只是各種語言的文學，正是因為有了他們的勞動，文學才可以變成世界的文學。” 因此，林超榮認為我們的故事給外國人看，畫面不是問題，而是文化方面的問題，中國電影要讓外國人明白中國的文化，中國的藝術。如果不了解中國的文化，就無法了解中國的電影，因此講中國的故事要從文化入手。

　　林超榮最后表示，中國市場很大很賣座，美國電影已經開始有中國的元素，例如《功夫熊貓》、《花木蘭》等等，因此中國電影一定要努力，要加快腳步。但他同時表示，中國人在“講好中國故事”方面有優勢，就是了解中國的美國人較少，而了解美國的中國人較多。如果將中國文化和美國文化較好的結合，就會獲得成功。

　　<中國合伙人>編劇:力爭5年拿到奧斯卡最佳編劇獎

　　《瘋狂的石頭》、《中國合伙人》的編劇周智勇表示，他對他現在的工作室十分滿意，他希望5年時間里，他的工作室里某一位編劇能夠獲得奧斯卡最佳編劇獎。

　　周智勇稱，中國人有個很好的師兄叫韓國人，他們成功的拍攝了很多全民電影。近年韓國拍攝的《漢江怪物》十分成功，雖然用美國的方法來講故事，但其中蘊含的傳統家庭觀念，包括傳統弓箭的運用等等，都包含了傳統的、民族性的元素。從20年前的《生死諜戰》開始，韓國電影開始商業化，而中國則剛剛開始。周智勇稱，在這個時候，編劇千萬不要掩蓋自己的想象力，而是要去提高自己的技術，做一個富有創意的人。把中國的電影講給世界聽，應該用西方的方式寫出中國人的想法。周智勇認為，李安是很好的平衡大師，他用美國人聽得懂的講故事的方法，講了一個東方的傳奇，因此編劇的關鍵是要融入西方。

　　<春光燦爛豬八戒>編劇:推廣民族文化是編劇的責任

　　《春光燦爛豬八戒》的編劇李輝表示，推廣民族文化的傳承是編劇的責任。他看美劇和韓國電影時發現，他們的影視作品中大部分都在宣揚自己的民族文化，這在我們的影視作品中很少看到。我國有五千年的文明，為什么我們不推廣自己的文化呢？

　　其次，李輝認為編劇要創作出能讓觀眾獲得民族歸屬感的作品，把家鄉寫的更美，把人寫的更美。他希望編劇可以用自己的故事凈化人與人的心靈，讓觀眾在看了這些作品后，更加熱愛自己居住的城市，熱愛自己的家鄉，熱愛我們的文化。

　　在談到編劇使命時，李輝表示，編劇的責任就是讓別人愛上我們的文化，愛上我們的故事，愛上中國，這需要編劇用自己的故事來推廣，來傳遞正能量。80%的韓國影視作品中都會提到“我們的國家還很艱難，我們要為祖國做一些貢獻”，李輝認為這些話會對觀眾，還有孩子們起到很重要的影響。這就是編劇的使命和責任。但李輝表示，我國的很多影視作品里都是負能量，如果不把敵人干掉他就活不下去。當丑惡無限放大，美麗可能就會黯然失色。

　　李輝最后說，在美國影視作品里，每當英雄干掉一個邪惡力量的時候，美國國旗總會從一個角落出現，這就是美國的主旋律，讓觀眾感覺美國很好，英雄都在美國。所以，李輝呼吁編劇創作劇本的時候要多多注意，帶著國家榮譽感進行創作。

　　香港編劇：中國的編劇要懂中國的市場

　　香港導演、編劇及演員陳國新表示，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因此“中國故事講給世界聽”不單單只是要把中國故事講給外國朋友聽，還要兼顧中國市場。

　　陳國新把編劇比作以往坐在榕樹下的一個說書人，他說：“我的價值不在于多少人圍坐在我旁邊聽我講故事，而是最后還有幾個人留下來聽我講結局。”大家都愛聽故事，不同的故事有不同的聽眾，因此編劇要知道他們所講的故事有多少觀眾，編劇首先要對市場，對聽眾有所認識。陳國新表示，編劇要把自己也當做聽眾，如果自己都不喜歡自己的故事，如何讓其他聽眾喜歡自己的故事。

　　<周漁的火車>編劇:國外對中國商業電影要求更苛刻

　　《周漁的火車》的編劇邵曉黎表示，在主流商業領域，外國對我國電影的要求比對文藝片的要求還要苛刻。他希望提升國產電影的質量，因為“生產地溝油電影時間久了，可能中國電影還會養成地溝油口味的觀眾。”

　　邵曉黎表示，以前中國電影走出去靠影展路線，但是現在影展路線不行了，因為關注的重點變成了怎么進入別國的主流院線，而中國的文藝片沒有進入外國的主流市場。他回顧了以前進入美國主流院線的電影，其中票房較好的有《英雄》、《功夫》、《霍元甲》、《一代宗師》、《臥虎藏龍》、《十面埋伏》等，全是功夫武俠，動作視覺類型的影片。純粹國內制作的影片是張藝謀的影片，邵曉黎認為這些電影在制作品質上沒有問題，但價值觀上出現了問題。

　　那么在商業院線里，是不是別人不關注我們的價值觀呢？邵曉黎認為，《金陵十三釵》引來貝爾卻并未獲得外國的認可，就說明在主流商業領域，別人的要求可能比文藝片可苛刻。現在中國電影市場發展向好，因此外國紛紛對中國市場虎視眈眈。邵曉黎說：“我覺得世界不需要中國故事，需要的是中國人民幣。”

　　現在的主流觀眾是90后青年，他們的社會閱歷和知識儲備還比較淺，邵曉黎表示，我們沒有理由埋怨觀眾，因為“生產地溝油電影時間久了，可能中國電影還會養成地溝油口味的觀眾。”而培養出“地溝油口味”后，如果有一天真想做事的拿出一盤一盤美味大餐，大家反而會抗拒。

　　邵曉黎認為，壯大發展電影工業需要生產大量類型片，但拍攝類型片不一定要在故事和節奏方面毫無節制的復制好萊塢。好萊塢編劇教父羅伯特·麥基來華交流時也提到這個問題，他認為中國電影渴望商業的心情可以理解，但需要在商業化過程中增加對文化的信心。他希望不管千變萬化都要講中國人自己的故事，而且故事和價值觀都要適應全球視野的要求，做到真實，言之有物。

　　喜羊羊之父盧永強：希望國家加強知識產權保護

   《喜羊羊與灰太狼》系列原創者盧永強表示自1978年他進入無線電視做編劇開始，他就希望自己講的故事可以受到大家的歡迎。

　　盧永強最初推出過電視劇《一腳定江山》，并獲得不錯的收視率，后來他發現每個省都在設立少兒頻道，因此決定轉而去做動畫。他希望中國可以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有所加強，因為在和美國、日本這些文化大國PK的時候，如果自己都不尊重自己的知識產權，別人也不會尊重，這樣就很難獲得市場份額。

　　盧永強希望，業界可以給年輕人更多的機會，聽聽他們在創意上的想法，他說：“未來還是他們的，未來故事還是要他們去想。”

　　在談到《喜羊羊與灰太狼》的時候，盧永強說，《喜羊羊與灰太狼》的創作初衷十分簡單，就是給小朋友提供一些娛樂，為他們的艱苦學習生活提供一些快樂。他說，曾經有位在上海工作的美國父親帶著他的孩子到訪他的公司，因為雖然聽不懂中文，他的兒子還是天天看《喜羊羊與灰太狼》；此外，《喜羊羊與灰太狼》的音樂劇在新加坡上演過，盧永強認為，這表明中國編劇的創意是可以打動世界的觀眾的。現在《喜羊羊與灰太狼》受到一些批評，他將深刻的檢討。他相信，他的故事最終一定可以打動不同年齡、不同地域、不同國籍的觀眾。

　　湖南電影家協會主席:用中國文化特色和個性來講中國故事

　　瀟湘電影集團董事長、湖南省電影家協會主席周丕學結合瀟湘電影集團三部成功進入國際知名的電影節，并受到觀眾青睞的影片，介紹了他對于如何講好中國故事給世界聽的看法。

　　去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發表獲獎演講，并稱自己是一個講故事的人。莫言從小說的角度，談論如何講出中國故事的切身感受，對此周丕學深以為然。周丕學表示，小說需要精彩的故事，而對于電影，通常被稱作故事片的電影來說，講好一個故事就顯得更為重要。好的故事應該是能插上心靈的翅膀，跨越國際的藩籬；應該像黑夜里的燭光，照亮人類的心靈。優秀的故事能成為世界的共同語言，這是世界電影人的共識。

　　周丕學表示，中國電影如何用中國文化的特色和個性來講述中國的元素，中國的故事，這是中國電影人值得研究的一個問題。瀟湘電影集團拍攝的《那人，那山，那狗》、《歸去來》、《云上人家》三部作品，一部講故事、講親情，一部講山林缺水引起的愛恨情仇，一部反映資源和諧，三部影片三個類型三個主題，但都成功進入國際知名的電影節，并受到觀眾的青睞。周丕學認為，這三部影片的共同特點就是用中國特色的文化和個性來講述、詮釋中國故事。它們都在人類的大主題中凸顯中國文化的特色和個性，都在獨特的視角中以中國人的方式表述中國的故事，都在中國人的主流價值中尋找那個東西文化的共同點。因此周丕學表示，中國電影要受到外國觀眾的青睞，關鍵是要反映主題和引起觀眾的共鳴：選題應該具有人類的共同性，選擇全世界人民都能聽得懂的民族的優秀內涵，而不是特意表現中國的民族獵奇。

　　周丕學最后表示，中國的故事，要想激發海外觀眾的興趣，還必須要有中華民族獨特的東西，不但是有內容的獨特性，還應該有視角的獨特性，應該讓受眾感受到中國獨特的民族文化氣質。其著力點就是中國特色的文化特性講述中國故事，講好中國故事，把中國故事講成世界性的故事，只有這樣才能讓世界對中國的故事感興趣，同時也能讓世界愿意聽，并且能聽懂中國故事。

　　王興東：電影的一切都是從劇本開始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中國電影文學學會會長王興東表示，電影的一切都是從劇本開始，從創意開始，從文學開始。

　　去年，導演李安把一個孩子和一個老虎放到船上，讓他們漂流到汪洋大海，全世界為了看這個故事拿出了五億美金，其中大陸就有五億人。因此這個故事，這個片子，李安第二次摘得了奧斯卡最佳導演獎，讓世界再次記住這個中國面孔。王興東表示，我們中國人不僅衛星，不僅飛船能上天，在電影藝術世界中展示中國人的智慧才華，李安手拿著奧斯卡小金人的時候，感謝原作作者揚·馬特爾的原創故事，因為李安知道原作決定了影片。王興東說：“講故事的人尊重編故事的人，這是洪流對源泉的尊敬，這是結果對根本的謝意，這不是修養，這也不是風度，這是知識。只有編劇作家對生活的發現，才有導演在熒幕上的體現和再現，才能有制作人的資本實現。”

　　中國電影文學學會成立于1983年，至今已有30年的歷史。但是，目前在我國出現了眾明星、重導演、輕編劇的現象。導演獲獎以后，也沒有任何一人感謝編劇提供好劇本，而是“一腳把編劇踹開，卸磨殺驢、渦河拆遷，得魚忘筌”。此外，他希望可以有更多資金支持編劇，只有投資編劇，重視編劇抓根本，才是真正地科學發展觀。

　　韓志君：編劇進行創作時要做到現在無愧 將來無悔

　　《離開雷鋒的日子》編劇韓志君認為，一部作品的好壞，藝術質量的高低，認識價值如何，票房說了不完全算，收視率說了也不完全算，各種獎項的評委說了更不算，時間才是評選一部作品，最偉大，最權威、最公正的評論家。對于藝術創作者來說，如果心里總是想到票房，總是想到收視率，只是想到得獎，那么心靈便會不自由，藝術才華變難以充分的釋放，就難以超越自己，更難以超越別人。韓志君認為，在創作時只要能夠做到“現在無愧，將來無悔”就夠了。

　　韓志君表示，美國電影能獨步天下的原因就是“三突出”：即在所有人當中突出美國人，在美國人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當中突出超級英雄。此外，雖然美國的爛片也很多，但他認為幾乎美國所有的優秀影片所關注的都是人類的共同認識：一方面他們充滿了美國精神和美國式的英雄主義；另一方面更在于他們充滿了人性魅力，所傳達的常常不是某個國家，某個國家的認同，而是普世的價值，是人類共同的認知。

　　韓志君認為，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價值觀，這是個性。但是各個不同民族的價值觀當中，有共同的東西這是共性。而追求真善美，憎惡假惡丑，這就是共性的一部分，是普世價值的重要內容。電影所傳達的是人類共同的情感符號，而故意特定的東西，比如某個民族某個國家具體政策等等，都會與觀眾所熟悉的日常生活產生隔膜，不容易讓這種觀眾群接受這種符號的興趣，更難以引起受眾在感官上的反應。也就是說這類作品很難架設創作者與受眾之間的橋梁，很難實現創作者，創作視野與欣賞者欣賞視野的和諧統一。

　　藝術家在相同的道路上各自失敗，而在不同的道路上，各自成功。韓志君認為，藝術創作是一場馬拉松競賽，一部作品的好壞，藝術質量的高低，認識價值如何，票房說了不完全算，收視率說了也不完全算，各種獎項的評委說了更不算，時間才是評選一部作品，最偉大，最權威、最公正的評論家。編劇不否認票房和收視率，那是創作者必須重視的，更是投資者孜孜以求的，但他認為電影票房和收視率是一個民族文化素質的標志：如果好的電影電視劇票房和收視率常常非常好，差的電影電視劇，票房收視率常常非常差，則這個民族必須睿智的；如果反過來有高票房，高收視率的作品不一定優秀，而好作品又常常沒有好票房和好的收視率，則這個民族的文化則呈現下滑，乃至墮落的狀態。

　　韓志君并不否定各種各樣的評獎活動，他認為那些誘人的獎杯和獎金，對創作者是一種激勵和輔助作用。在目前的海峽兩岸，在完全沒有幕后交易的情況下，多處評獎只不過是20幾個業內的同仁坐在一起表達對一部作品的看法。對于他們的看法，他認為編劇應當尊重，但不必特別看重。對于藝術創作者來說，如果心里總是想到票房，總是想到收視率，只是想到得獎，那么心靈便會不自由，藝術才華變難以充分的釋放，就難以超越自己，更難以超越別人。韓志君認為，我們在創作上只要能夠做到兩個無字就足夠了，現在無愧，將來無悔。

　　要做到“現在無愧，將來無悔”，其中的關鍵在于編劇要真實，富有遠見的表現生活，要人文、人性、人本和普世價值的陽光在作品中流淌，那樣華語作家的作品，才不至于在時間的見證上褪色風化，甚至灰飛煙滅。

　　韓志君最后表示，關于怎么樣把中國故事講好，這需要編劇如何用世界各個民族所易于接受的語言，把中國的故事講好。